志高的班,一直没交出去:一家百亿家族企业的两次交班实验

2026-11-20

2026年2月12日,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广东志高空调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债权人应在5月13日前申报债权。

据公开报道,申报债权人214家,公司自报负债约32亿元,另有超过30亿元未执行到位标的,合计缺口六十余亿元;可供处置的资产,是里水镇三处合计8.23万平方米的不动产、690枚商标和271项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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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家企业的败因,市面上已有一套相当一致的总结:押注低价、轻视研发、错过电商、品牌溢价不足。这些判断都不算错。但如果只看到这里,志高就只是一个“经营失败”的故事,而它其实还提供了另一个更少被讨论的样本——中国第一代家族企业如何交班,以及为什么交了却没有交成。


志高做过两次交班尝试:一次在2012年,交给职业经理人;一次在2016年启动治理调整,有家族成员进入董事会参与管理。两次都开了头,都没有走完。在2019年中期报告披露的董事名单里,董事长与行政总裁仍是同一个人,控股股东仍握有半数以上表决权。


这家企业的悲剧,不只是“传错了人”的问题,而是始终没有形成一套可稳定承接的经营与治理体系,没有真正交付出去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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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人的企业

1993年10月,李兴浩与一位台商各出资600万元,在佛山南海里水镇建厂。据他后来对媒体的回忆,租下20亩地,3天开始打桩,3个月后即投产;1994年1月18日,志高空调正式下线。他当时的说法是,“我是一个农民,什么都没有,就是有志气做到最高”,品牌名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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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浩(图源:网络)


1995年底,合资台商撤资,后续风波延续至1996年,对方带走部分员工,还对外放出志高破产的风声,公司账户一度被冻结。李兴浩连夜赶到清远,把核心供应商召集起来,承认账上连开会的钱都没有,凭个人信誉写下总额800万元的欠条。这张欠条后来在几家供应商之间辗转流通,被当作现金结算,直到1998年才还清。


这段经历常被当作传奇来讲。但从传承的角度看,它透露的是另一件事:志高最初的融资能力,不来自资产、报表或银行授信,而来自创始人的个人信用。这种信用无法写进公司章程,也无法随职务移交。


此后志高的打法,大多带有同样的性质。分体式空调定价2980元,比主流品牌低近两成,靠走量打开局面;避开一二线城市,专攻县乡市场;推出“终身免费维修还包车费”,与核心经销商签订长期协议。

这些动作在增量时代极为有效:2004年销量达到280万台,2009年7月13日在港交所主板上市,以7.6%的份额位列全国第四;2010年销量超过海尔,坐上行业第三的位置,那一年盈利还有4.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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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支撑这套打法的核心要素——低价采购能力、对渠道人情网络的掌控、快速拍板的决策风格,大多高度依附创始人个人,很难独立沉淀为组织能力。这样的企业在创始人精力最旺的时候跑得最快,也最容易在他转身的瞬间失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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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2年:一次没有退场的交班

2011年,节能补贴逐步退出,志高出现上市以来首次亏损,亏损1.44亿元,是当年主流空调品牌中唯一亏损的一家。第二年,2012年1月1日,李兴浩把权杖交了出去,郑祖义出任广东志高空调董事长。

郑祖义是清华大学第一代制冷专业博士后,早年是格力技术创新体系的领军人物之一。有报道称,这次交班的考虑之一是“淡化家族色彩、提升专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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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祖义(图源:网络)


这句话说明,这次交班的初衷有一部分是“形象”而非“结构”。而结构上的安排是:董事长交给郑祖义,李兴浩保留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的位置。也就是说,经营层面的职务交了出去,董事会层面的最终决策权留在了自己手里。


李兴浩曾向媒体解释自己的时间表:“在创立公司之初,我就表态到了51岁的时候就开始放权,到100亿元的时候我交出董事长和总经理职位。”这个标准由创始人的年龄和企业的规模构成,却不包含一个更基本的条件:组织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脱离创始人运转。


郑祖义在任四年半。他推动的“云空调”方向是准确的,是今天智能空调的雏形,但当时用户需求与使用场景都不成熟,市场没有接住。更麻烦的是投入。他在任的2012年,志高研发成本同比减少6.3%至7700万元;2013年虽增至8500万元,仍不到销售额的1%。据当时的数据,2014年志高零售市场份额已从行业前四滑至4.3%,排名第七。


这里存在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治理问题:从结果看,职业经理人获得了“董事长”的名义,却未必获得了与之匹配的人事权、投资权和资源调配权。经营业绩由他承担,但战略、大额投资、核心人事等关键事项的最终决策权,仍掌握在李兴浩手中。

这种委托关系,几乎注定走不完一个完整的战略周期:转型改革往往需要三五年周期才能验证成效,但质疑与压力在第一年就会显现。


2015年,李兴浩复出,亲自负责国内营销,并定下“重回行业三甲”的目标。2016年7月13日,郑祖义辞任公司副主席及执行董事。四年半的实验到此结束。


同年同城,另一家企业给出了不同的答案。2012年8月25日,70岁的何享健退位,45岁的方洪波接任美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美的由此进入完全由职业经理人操盘的时代。人民网2014年的一篇报道把两人放在一起比较:“相比何享健的全身而退,李兴浩退居幕后仍任志高集团董事局主席……成为‘大家长’,专注战略决策的角色。”


同一个年份,同一座城市,同一条家电产业带。分野不在于选了谁做接班人,而在于创始人退得彻不彻底。何享健退出的是决策桌,李兴浩交出的是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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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6年:女儿进了董事会,班仍未开始

2016年7月13日,志高控股发布董事变动公告:郑祖义辞任,李秀慧与成剑获委任为执行董事。


公告对李秀慧(李兴浩女儿)的介绍很短:29岁,2008年毕业于南海东软信息技术职业学院,主修财务信息管理;2009年6月加入集团,时任广东志高采购中心配额管理部高级经理;持有公司股份2525.6万股,约占已发行股本0.30%,另持有一千余万份购股权。


同日获委任的成剑则不同:43岁,西安交通大学制冷专业毕业,曾任职于三菱电机压缩机公司,加入志高后历任商用空调事业部、品质中心等岗位。两份履历放在一起,对比是明显的:一位是从采购环节成长起来的家族成员,一位是在技术与业务一线历练多年的管理层。


公道地说,29岁进入上市公司董事会,在家族企业里并不罕见,也不必被苛责。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年龄或学历,而是经历路径——她此前的岗位是采购中心的配额管理,既没有独立操盘过一个事业部,也没有独立承担过一份损益表。


在家族传承的专业语境里,接班人的培养有一个基本次序:先给责任,再给权力,最后给头衔。反过来操作,头衔就会变成观礼台——人坐在那里,看得见全场,却动不了任何一根杠杆。


更值得注意的是控制权的分布。据志高控股2019年中期报告披露,李兴浩通过志高集团控股持有约43.22亿股,占已发行股本51.26%;李秀慧实益持有0.30%。而董事名单的写法是:执行董事李兴浩(主席兼行政总裁)、李秀慧、黄贵建、杨相稳。


主席与行政总裁由同一人兼任,是治理结构里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上市规则之所以关注这两个职位是否分离,原因很简单:前者管董事会,后者管经营班子,合一意味着决策、执行与监督的边界被压缩到一个人身上。在这样的结构里,女儿虽进入董事会,更多是家族代表在场,并没有获得独立主导重大经营、战略事项的决策权。


到2021年2月公告时,执行董事名单仍是李兴浩、李秀慧、黄贵建;直到2022年4月退市,这个格局没有本质改变。也就是说,从2012年到2022年,志高走了两条路——职业经理人接班、家族成员就位,两条路都只走到中途。权力始终没有被真正移交,只是被反复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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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处破口:企业为什么离不开一个人

把志高的十年拆开看,传承失效落在三处具体的机制上。


第一处是决策权没有替代品。

李兴浩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决策方式:“我决定一件事很快,1个小时就够,凭的是我20几年的市场经历。”这句话在创业期是效率,在规模化之后就是风险。2010年,也就是销量登顶行业第三的那一年,志高入股建筑装饰企业深装总;此前它还以民间资本身份参与发起民营银行,业务触角伸向传媒、教育。多元化本身不是错,问题在于它发生的时点:主业刚站上顶峰、最需要加固技术与渠道壁垒的时候,决策者的注意力被分走了。


一个人说了算的组织,不会自动长出第二个能拍板的人。当这个人不在场,企业就没有备用的大脑。2019年9月,志高全球客商峰会上,李兴浩意外缺席;执行总裁张平在会上哽咽着说了一段话,被多家媒体记录:“组织风气污浊不堪;管理团队滥用职权屡禁不止;公司人才断档青黄不接;项目投资过于草率。”而员工总数从2017年的10593人一路降到2020年末的2094人。


第二处是产权与法人的边界。

家族企业最常见的一种“人情产权”,是股权代持。据公开报道与裁判文书,李兴浩在投资深装总期间,与合作方之间长期存在代持、借款、股权质押等复杂安排,相关纠纷在在2020年前后集中进入诉讼程序。这类安排的特点是:关系好的时候提高效率,关系破裂时同时引爆法律风险与信用风险。2020年9月,因约4000万元欠款,志高空调与李兴浩被限制高消费,李兴浩被列入失信名单。2023年8月,多家媒体报道他因涉深装总相关事项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涉嫌挪用资金,涉案金额约4亿元,该案一审已开庭,暂未公布生效判决。


这里不宜做超出事实的推断。能确认的只有一点:当企业家的个人财务、家族成员的股权、关联公司的资金开始互相借用时,“公司是公司、我是我”这条底线就不再由制度保障,只剩个人自律。而传承所需要的,恰恰是把这条底线变成制度。


第三处是研发与人才的长期欠账。

2019年,志高的研发投入是1.07亿元;同年格力58.91亿元,美的96.38亿元。2019年上半年,志高收益19.77亿元,同比下降58.5%,净亏损7.08亿元,毛利率只剩0.8%。2018年,格力空调线下均价4417元,志高为2662元。到2023年,它的线上份额只剩0.2%,线下不足0.03%。价格差背后是品牌力与技术力的差距,也是“能不能养得起第二梯队”的差距。


这三处破口指向同一个结论:志高缺的不是一个接班人,而是一套能让企业脱离创始人运转的系统。没有这套系统,交给谁都接不住;有了这套系统,交给谁都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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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可传之物

2026年进入破产清算时,志高旧主体名下还剩下什么?三处不动产、690枚商标、271项专利。


清单本身就有说服力。商标可以转让,专利可以续展,厂房可以拍卖——它们都是可以被承接的:脱离具体的人,依然成立。而真正让志高在九十年代活下来、在新世纪的头十年跑起来的东西——创始人的个人信用、与供应商和经销商的多年交情、一天之内拍板的判断力,没有一样出现在清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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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家族传承里最容易被混淆的一组概念:能力与资产。能力依附于人,资产依附于制度。传承的本质工作,是把能力翻译成资产——把“认识哪家供应商”变成采购体系,把“一句话能调动渠道”变成分销政策,把“看得准”变成投资决策流程与授权额度。


从这个角度看,2021年的那次重组,是一次相当专业的财务安排:品牌使用权、核心技术、生产基地与销售网络剥离至广东省志高格物科技有限公司,历史债务留在旧主体,2026年由法院清算。据行业媒体公开报道,新主体自2022年起连续三年规模复合增长超过80%,2025年前三季度海外销售同比增长超过50%。


但也要看清它保住了什么、没保住什么。它保住的是“志高”这个可以被继承的品牌资产,失去的是那套曾经让品牌生长起来的组织能力。品牌可以换一个主体继续存在,组织不能。这也是为什么重组之后,志高仍要面对一个更难的题目:当低价、人情与快决策都不再可用,它靠什么参与竞争。


这里还有一层更普遍的经验:资产隔离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点。企业还有余力时的架构安排是规划,资金链绷紧之后的切割是止损;前者可以从容设计边界,后者只能在债权人、法院与时间的夹缝里腾挪。这道工序的价值,不在于危机来临时能不能做,而在于危机来临前有没有做。


对家族企业而言,真正可以隔代留存的东西,通常只有三样:清晰的产权、可复制的决策机制、能独立运转的团队。股权会稀释,厂房会折旧,商标会老化,这三样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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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志高的故事,留下三个判断

其一,交班不是某一天的仪式,而是一项提前十年启动的工程。判断时点是否成熟的,不该是创始人的年龄,也不该是营收的规模,而是一个更朴素的问题:如果创始人明天不在,这家企业能不能照常开会、照常签单、照常还贷。李兴浩给自己定的“51岁”与“100亿”两个条件,都是“我”的标准;而传承需要的是“它”的标准。


其二,家族传承最难的环节,不是找到接班人,而是创始人退出决策。退出不等于不管,而是把“我的判断”换成“我们的规则”。何享健与李兴浩的分野,不在选了谁,而在退得彻不彻底:一个把董事会交给制度,一个把董事会留给自己。


其三,接班人的培养,必须先给损益,再给头衔。董事会席位是责任,不是荣誉;没有独立扛过一个业务单元的接班人,很难在关键时刻替企业做决定。志高在2016年让家族成员进入董事会,而公开履历里,她在进入董事会前并未独立操盘过一个业务单元,这一步的次序,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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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月18日,里水镇的厂房投产;2026年2月12日,同一片土地上的公司进入破产清算。三十二年,走完了一段历程。厂房、商标、专利还在,会被拍卖、被重组、被重新使用;而一家企业真正的遗产,往往不在这些清单里,而在它是否留下了一套不依赖任何个人的运转方式。


对仍在牌桌上的第一代企业家来说,志高提供的是一个不轻松但诚实的提醒:企业能不能传下去,不取决于选了谁,而取决于有没有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把“一个人的企业”改成“一群人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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